【长篇连载】新中国恩仇记      

三部曲：盛世贱民   红朝屠场    丽都谍影

【作者】遗珠楼子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仅以此小说献给亡故的亲人和受难的同胞,愿他们灵魂安息！

第一部  盛世贱民

第三十一章

抓反革命  摆大乌龙

僵桃代李  祸从天降

在旧中国时期，香港虽是英国的殖民地，但与国内关系密切。特别是广东人，不少在香港有亲戚，人员来往十分便捷；有些商行字号在内地与香港各有店铺，职员住宿自由，不存在非法入境与逾期居留问题，也没有听说国内人民拼命往香港跑的事。可是新中国时期，人民政府为了人民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危害，不许人民随便出国，到香港也就受到严格的限制。反而是港英政府鉴于广东人民有移居香港的传统，准许每天三十人的名额入境定居，即所谓“单程通行证”。

这三十个名额，分摊到全省各个县市乡镇，每天不足一个人；到了这个中等城市的各个派出所，每个月更是轮不到一个名额。每个派出所的指导员、正副所长都馋着这块大饼----出国审批权；于是就实行“权力分配制”来摆平，即按官位各得若干名审批权。潘副所长手中这个名额，是轮候了一年才到手的，怎不好些利用？刚好李艳桃落到他手里，也是“天赐良缘”；他自从看到李艳桃申请表格上贴的照片就动了“凡心”，到有一天见到她的“真身”时，便下定了非把她弄到手绝不罢休的决心！合该李艳桃有此一劫，谁叫她生得艳若桃花。

闲话休提。话说潘副所长那晚得手之后，虽然食髓知味，很想来个“第二次”，但这时农村的四清运动正在深入开展，城市里也开始搞“五反运动”，他怕引火烧身，不得不有所收敛，遂决定把李艳桃这个烫手山芋抛出去，乐得信守诺言。星期一上班伊始，便从抽屉里一叠厚厚的申请表中，抽出李艳桃那一份，在“派出所意见”栏目里，写上：夫妻长期分居；查无政治问题。同意李艳桃办理出境手续，赴香港与丈夫周富贵团聚。最后签上自己大名：潘安全。然后拿给所长过目，让他盖上公章，上报到市公安局出入境科；这都是例行公事了。

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用不了几天，市局就把李艳桃的申请批下来了。潘副所长把这件美差事让老吴去做，老吴拿着通知条来到李艳桃的住处。派出所的同志上门，十之八九不是好事；邻居都探头探脑，想看李艳桃的笑话。只有张大妈心中有数，她带着吴同志进门上楼；才到二楼楼梯转角，就朝三楼喊：“周嫂，吴同志找你来了！”

这是一个初冬的早晨。南国初冬，最是一年好季节。李艳桃上身穿着粉红色衬衣，套上一件暗红色通花毛线背心，下身着一件土黄色尼龙裤，模样儿越发标致。正在对着衣橱的大镜子顾盼自怜，忽然听见张大妈喊她，应一声“哎”便赶忙开了门；张大妈一进门便说：“你的出国申请批准了，吴同志给你送通知书来了。”说着，往屋里东张西望，找什么东西似的。这边吴同志对着李艳桃做了一个会心的微笑，说：“你拿着这张通知书直接到公安局出入境科领取出境文件。”便把通知书递给艳桃，又补上一句：“你不用到派出所去找潘副所长了！”艳桃一听，刷地红了脸。她接过通知书，攥在手里，好似千钧之鼎，不期而然地鼻头一酸，泪珠夺眶而出。忙转过身去偷偷拭去，说：“不知道吴同志你来，也没有什么可以招待的。”吴同志说“不用啦，我们派出所正在开展学习雷锋同志为人民服务的精神，上门服务是应该的呗。”张大妈说：“吴同志，咱们走吧！”说着，两人便下楼走了。

这吴同志是派出所唯一从“旧中国”警察局留用下来的老警察，因为他在“旧社会”没有作恶，对这个地段的居民情况又十分熟悉，所以就破例“坐直通车”，当起人民警察来了。张大妈虽然是居委会主任，但她的丈夫原是这里的地头蛇，因为死得早，没够得着“清匪反霸”运动的清算，他的遗孀便在这个地区“积极”起来，成了“新中国新社会”的地头蛇——居民委员会主任。这居委会所在的地段，是全市最为繁华、居民成份最为复杂的地方，还得由这两个旧社会过来人——吴同志与张大妈一武一文来搞定。这时，两人正边走边说话。

“这地段有一个叫韦思模的青年吗？”吴同志问。

“有呀。他的父亲是一个民主党派，因身体不好，退休在家；韦思模顶替他父亲的一份国营工，被安排在粮店工作。”张大妈说。

“这韦思模表现如何？”吴同志问。

“韦家父子都安分守已，没有乱说乱动的事情；思模的母亲还是一位模范教师哩。怎么，有什么情况吗？”张大妈问。

“没有，市局叫了解一下。好啦，我的任务完成了。”吴同志说着，就与张大妈告别，回派出所去了。

市公安局第一科，即敌侦科，两个人在研究一封信。

“不错，就是这个叫‘韦思模’写的，寄到香港的地址正是我们监控的可疑通信处。这叫自投罗网。”一个中年同志说。

“是，杜科长。那我们该动手了吧？”另一个年轻一点的同志说。

“抓是一定要抓的，但韦思模的父亲是‘民革’头面人物，对我党的革命事业有过一定的贡献，要注意影响。”杜科长顿了一下，喝了一口水，放低了声音说：“到他的单位，粮店里抓！”

滨海区西堤第一粮店。一个中年妇女拿着“居民粮食供应簿”到柜台登记，柜台里边另一个中年妇女面无表情地在簿子上记下数字，说：“十斤，一元三角二分。”柜台外的妇女付了钱，柜台里的妇女在粮簿盖了小红印，柜台外的妇女拿回粮簿，转到右边。这里两个青年守着几桶白米等顾客来籴米；一个青年接过那妇人递过来的粮簿及布袋，看了上面的数字及印章，便用一个葫芦瓢掏米往布袋里装米，再拿到磅称上称。这时，突然从粮店外闯进来三个警察，为首一个脚跟尚未站稳，就朝两个青年喊：“韦思模！”那个闲在的青年听见喊声，猛然抬起头，后边两个警察趋步向前，二话不说，拿出手铐，把他拷了，立即带走。粮店里的人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，只留下一片惊愕。

那青年被押上警车，到了公安局敌侦科，领头抓人的杜科长马上审问。哪知尚未开口，那青年反而先问：“我犯什么罪？为什么抓我？”

“你自己知道！”杜科长说。

“我不知道！我没有犯罪！”那青年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你不认罪？你收听敌台，还写信到台湾特务机构。”杜科长说。

“我没有收音机，怎么收听敌台？”那青年反驳。

“韦思模，你------”杜科长说。

“我不叫韦思模，韦思模是跟我同一条柜卖米的人。”那青年说。

杜科长顿了一下，随即，他眼珠一转，说：“韦思模跟你讲什么？”

“我们虽然同一个柜台工作，但很少讲话。”那青年说。

杜科长与他一同去抓人的手下使个眼色，说：“带下去，让他好好想想，再来坦白交代！”

那个手下把那个青年押了下去，杜科长对另一个手下说：“怎么搞的，抓错了人啦！”

那个手下说：“那就把他放了。”

杜科长说：“怎么可以？我们被人家指摘是小事，党的形象可是不能随便抹黑的呀！阿贵呀，你就是思想简单。”

阿贵说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杜科长说：“找个罪名给他安上，关他几年算了。”

阿贵说：“什么罪名？”

杜科长说：“那还不容易！在粮店工作，能不多分多占一点粮食？偷粮食可以上纲成为大罪！凡人都有过错，经过审问，就会有问题。”

阿贵说：“是！”

这时，押人下去的手下回来，杜科长说：“胡图，那人怎么样？”

胡图说：“他很恐惧，好像真的有罪一样，”

杜科长说：“这就对了；他会想，我们之所以抓他，是因为知道深藏在他心里的那些‘罪状’；告诉他党的政策：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跟阿贵下午审问他，让他利用他的恐惧心里，叫他坦白交代！”

胡图望了阿贵一眼，说：“我们先去吃饭，下午两点钟提审吧！”

杜科长又说：“给那个人也带一份饭，让他吃饱好上课。”

公安局审讯室。上午被抓来的青年孤零零坐在房间中间一张凳子上，面对着两个公安同志：阿贵和胡图，神色慌乱不安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阿贵问。

“怎么，你们不知道我说谁，就抓我！”青年说。

“你老实点，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！”胡图说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说！”阿贵再问。

“曾道妹。”青年答。

“道妹？你是男是女？”阿贵问。

“我还能是女的吗？！”曾道妹忿然地说。

“今年几岁？”阿贵问。

“二十九。”曾道妹答道。

“你知罪吗？”阿贵说。

“我，什么罪？”曾道妹迟疑地说。

“你不说，只会加重你的罪状。党的政策‘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’你不会不知道吧！”阿贵冷笑一声，阴阳怪气地说。

“在粮店里偷米几次？仔细想一想。”胡图提示他。

“我，我，不是偷；我只是把掉在地下的米扫起来，带回家。”曾道妹说着，低下头双手互拗手指，一副后悔的神态。

“天天如此？”胡图说。

“没有，不是每天都有米掉在地下。”曾道妹说。

“你在卖米，故意把米弄在地下？”胡图以肯定的语气问。

“不，不，我们倒米都很小心，尽量不让米掉地下。”曾道妹说。

“那你为何能扫米回家？”胡图问。

“那是那些扫不到的。下班时，所有的粮食都归仓，我打扫卫生，在桌椅下、墙壁死角还有一些米；但数量不多，我就用旧报纸把它包起来，放在裤袋里，拿回家。我想，这是捡的，不是偷。”曾道妹说。

“狡辩！”胡图突然发怒，猛拍一下桌子，提高声音说：“粮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，你偷窃粮食，破坏国家统购统销政策，这是重罪。”

“呜呼，呜呼！”曾道妹掩面痛哭，后悔不及。

胡图与阿贵咬一下耳朵，就说：“现在宣布对你拘留审查；你要好好想想你还有那些犯罪事实，再老实交代！”

说完，就把曾道妹押到公安局拘留所去了。

一九六五年国际劳动节前夕，市公安局召开科级干部会议，贯彻市委刘书记关于公检法系统依法办案、清查错案的指示，汪局长过问曾道妹一案，一科杜式金科长汇报说，以敌嫌拘留的曾道妹因查无实据，却因“盗窃国家粮食罪”，移送六科，处以三年劳动教养去了。

汪局长不悦地说，你们敌侦科放着真正敌人不抓，却狗咬老鼠，把个贪小便宜的小混混抓来滥竽充数，你这个科长是怎么当的？

杜科长被批评，脸上青一块红一块，额头冒汗。会后，他找胡图、阿贵斥责，那个韦思模摸查清楚了没有？

“不是说要引蛇出洞，让反革命组织露头再行动？”阿贵说。

“只怕上次已经打草惊蛇，韦思模有了防备。”胡图说。

“都半年多了，若是真的反革命，危害可就大了。”杜科长说。

“那我们明天就行动，把韦思模抓起来。”阿贵说。

“不，五一劳动节之前暂时不要动。”杜科长说着，从上衣袋里摸出一包香烟，抽出一根来，阿贵马上拿着打火机为他点燃。杜科长吸了一口烟，继续说：“我们节日之前加强治安工作，抓了一些人；我们却不抓韦思模，让他以为他真的已经没事了。过些时再抓他；人到了我们手里，不怕问不出材料。”

一个月后，市公安局汪局长接到省公安厅询问本市“民革”一位头面人物。汪局长找杜科长问这个人，杜科长一听纳闷得很；这个人正是韦思模的父亲。汪局长告诉他，国民党一位最高级将领将来投诚；韦思模的父亲是这位将领必见的人，要好好保护。

不久，前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流亡海外十六年后，终于“回归祖国”。七月骄阳当空，李宗仁与他的夫人郭德洁、友人程思远等一行人到达北京。韦思模的父亲受到邀请到北京与李宗仁见面，韦思模跟着同去，侥幸逃过一劫。

（第三十一章完）